一个人正常的成长经历中，首先接触的应该是文学。从没上学时爸爸教我背“明月几时有”，“春眠不觉晓”。中学看金庸的武侠小说，大学时到图书馆照着历年诺贝尔文学奖的书单借外国名著，直到如今，我仍然喜欢文学。人的思想刚开始形成的时候，总是被审美的情绪左右，越是脱离现实，越是虚幻的东西越能被感动。虽然有时稍嫌幼稚，但人年轻时候的理想主义是应该的，到是现在一些年轻人现实得有些世故，让我很不理解。
哲学起于对人生的思考，每个人成长到一定年龄就会出现，因为各人的成长环境不同或迟或早。孔子说：十五而志于学。现代人比较晚熟，或者是我比较晚熟，我到十七八岁才结束浑浑噩噩的生活。哲学的理性思维不同于文学的感性思维，如果文学是单纯的思考，那么哲学就是对思考的反思。有些人成年以后也很少使用自己的理性，我侄儿书架上的一句格言或许可以解释。“如果你小的时候学不会思考，那你就永远也学不会了。”
文学和哲学的区分并不是泾渭分明的，某些文学作品蕴涵很深的哲理，比如加缪就几乎没写过几行哲学作品，但凭着他的小说人们还是叫他哲学家。而很多哲学作品有很高的文学价值，《庄子》就是最好的散文。萨特，加缪这两位存在主义者曾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这说明在某一个高度上，文学和哲学是交融在一起的。
但从另一个角度讲，哲学是排斥文学的。（这个文学特指通俗文学）文学美化生活，哲学还源生活。当一个人有了一定的哲学体验之后，他（她）的目光应该对人生的一些表面现象有一定的穿透力，对低俗的垃圾文学，速食文学，病态文学有一定的抵抗力。对一个普通人来说，哲学并不一定是大部头的哲学书，满口深奥的别人不能理解的语言。我更欣赏这样的哲学，严谨的思维方式，有逻辑性的语言，通达的人生态度。很遗憾，我一样也做不到。
狡兔死，走狗烹；飞鸟尽，良弓藏。这是典型的中国哲学。
按照我们的传统思维看来，这样做显然是不人道的，至少是过河拆桥，往往被作为忘恩负义的典型拿来说事。当然，我们并不是说，我们不需要一颗感恩的心，恰恰相反，死亡认为在我们这个社会，最缺乏的正是感恩的心。
为什么这么说？因为我们这个国家糟蹋起纳税人的钱来，少有人心疼的，很少有人对我们背后默默无闻的纳税人抱有一颗感恩的心。
《易经》是经典中的经典，哲学中的哲学，智慧中的智慧。——国学大师南怀瑾
《易经》是一个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智慧源泉。——瑞士心理学家卡尔·古斯塔夫·琼
《周易》是生命的学问，宇宙的真理，文化的智慧，价值的源泉。《周易》不仅是中国的，也是东方的，更是世界的；不仅是古代的，也是现代的，更是未来的。——国际《易经》学会主席成中英
《易经》乃是中国人一切智慧的基础，是唯物主义及其规律的基础。——日本汉学家本田成之
谈到人类智慧宝典。首推中国《易经》。——欧洲哲学家捷思
包罗万象的古希腊哲学是古代知识的总汇，在哲学批判和思辩传统的支配下，古希腊的哲学家不仅提出了有关自然思辩的许多问题、假说和猜测，还在方法论、认识论等方面为近代科学的产生准备了充分和必要的条件。在古希腊思想土壤中的科学养分中，笔者主要就数学、逻辑和实验三大理性因子进行分析和阐述。因为，在一定意义上说，正是这三大理性因子及起方法论经过漫长的孕育之后的成熟与结合，才绽放出绚烂的近代科学之花。
1、数学理性的萌芽产生于毕达哥拉斯学派
“靠博学和相当的技术形成他的智慧” ⒃的毕达哥拉斯与他的追随者们最早把数学的抽象观念提高到了突出的地位。这个学派的核心思想是数及数的和谐是万物本源。“实在的东西”是自然界存在的数学和谐，任何物的最终结构或最终存在就是它的数学形式，“数是人类思想的向导和主人，没有它的力量，万物都处于昏暗混乱之中”。⒄这样，毕达哥拉斯学派第一次从自然哲学的角度，通过对万物构成的研究，通过对世界结构的认识，明确的提出了“宇宙是一种几何结构的概念”⒅。正是由于毕达哥拉斯学派首次提出了宇宙的基本是单位的概念，后来才“在留基伯和德谟克利特的原子论中得到了物理的表述。”⒆也正是由于毕达哥拉斯提出了点、线、面、体的概念才导致了后来数学的分化及欧式几何体系的问世。
1.首先我们来谈逻辑与思考方法。
任何哲学思考，大约都能归类成『演绎逻辑』与『归纳逻辑』。 我们先由归纳逻辑产生一个可信的『前提』，然后再根据演绎逻辑产生各种推论、预测，然后观察事实证据给予证实，并且产生各种学说与理论。
这样的一个现象，由于科学带来的科技成就，使西方产生『逻辑实证论』的思潮，并且强烈影响了中国文化与台湾文化。 这种『逻辑实证论』意谓着：任何思想，若不能得到型式化的逻辑证实，就不是真理。 也就是说，今天不能『证明』圣经是上帝默示的，所以『圣经是上帝的启示』这句话为『不可信』。 于是这种逻辑实证论寄望能把人类的思考方法完全型式化成逻辑规律，他们也的确发展了许多完整的『演绎逻辑』方法，促使他们有乐观的预期，认为迟早连归纳逻辑都可以完全的型式化。
这种『要求思想必需型式化成逻辑规律才算是真理』的态度，随着科学的发展一直蔓延到世界各处。 东方文化，以台湾来说，多是理工背景缺乏人文训练的学术网路bbs更是这种思潮的全盘接受者。 在哲学板上有多少讨论属于这一种逻辑实证论式的思想，我就不一一指出了。
欧陆思想家早就发现逻辑实证论非常不可靠，所以早一步发展了『现象学』的思潮，让哲学界免于逻辑实证论的威胁，这个故事不是我这篇文章的重点，有兴趣的人可以去查查我写过的一篇『做为文化比较的价值现象学』。
英美哲学家继续发展这样的实证论哲学思潮，结果因为几个伟大的数理逻辑学家之研究(主要是来自哥尔德不完备定理)，发现不但归纳逻辑无法型式化，连演绎逻辑都是不可靠的，一会受到思考者本身的价值、文化与处境的影响。 这个发现可以说宣判了逻辑实证论的死刑，也就是宣告：
『要求别人逻辑论证他的前提，否则不承认为真』这样的思考方式是谬误的。
在此以逻辑大师普特南为例，请参考他的著作：
Hilary Putnam： Reason, Truth and History. Cambridge Press, 1981。
毛泽东哲学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是中国革命和建设经验的理论概括，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毛泽东哲学思想作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具有自己的显著特点。
一、毛泽东哲学是实践哲学
一是实践是认识的来源。人是认识的主体，人的认识来源于实践，客观世界是认识的对象，一切知识，包括自然科学知识与社会科学知识都是从社会实践中得来的。毛泽东有一句比喻生动的名言：要想知道梨的滋味，必须亲口尝一尝。可见，毛泽东哲学思想是十分重视实践的基础作用。
二是实践是推动认识发展的真正动力。把在实践推动下的认识分为认识的感性阶段与运用概念进行判断与推理阶段即理性阶段。人们的实践水平，制约着人们智力的开发与思维能力的提高。
三是实践是检验认识是否正确的标准。一种认识是否正确，是否具有真理性，依靠认识本身是解决不了的，必须通过实践的检验才能最后确定。为此，毛泽东说：“判定认识或理论之是否真理，不是依主观上觉得如何而定，而是依客观上社会实践的结果如何而定。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实践”。这段话即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四是实践是认识的最终目的。毛泽东哲学思想认为，实践不仅是认识的出发点，而且是认识的归宿。他说：“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十分重要的问题，不在于懂得了客观世界的规律性，因而能够正确认识和解释世界，而且在于能够运用正确的认识去指导人的实践，能动地改造世界”。总之，毛泽东哲学思想不仅认为实践是认识的基础，具有决定作用，同时又认为，认识具有相对独立性，对实践具有巨大的指导作用。
1、死并非生的对立，有时候生只是死的另一种形式（尼采）
2、人从来不曾经历过死亡，所以这一刻活着即是永恒（维特根斯坦）
3、财富的意义在于更好的完成义务，而不是逃避义务（卢梭）
4、忍耐是出于对行为一般性准则的是适宜考察（亚当·斯密）
5、人类本能的自然倾向自动产生所有惩罚的政治目的（亚当·斯密）
6、政治和强权结合是必要的（帕斯卡尔）
7、语言是世界的边缘（某位天才说的）
8、谁是促使他人强大的原因，谁就自取灭亡（马基雅维利）注：看看我们南方的某些工厂，真可怜那些男男女女整天干着一天就能学会的工作，他们还有思考吗？谁决定了他们这样的命运？
9、名声之号角宣布了一方的永生，也宣布了另一方的死亡，妒忌者的衰老是漫长的煎熬。(巴尔塔莎·葛拉西安）
10、光照进黑暗，而他们却不接受（圣经）
一、有深深洞察了你的弱点的人，才可能成为你忠实的朋友。友情的深情，不仅在于那位朋友对你的才能钦佩到什么程度，更在于他对你的弱点容忍到什么程度。
二、比你太强的人，成不了你的朋友。比你太弱的人，你又不屑于和他交朋友。只有与你的质量相仿佛的人，最容易成为你的朋友。因此，谁是你的朋友，谁就是你的生命尺度。
三、真正的朋友并不常常厮守，浓郁的友情看上去反而十分清淡。友情的高低往往和距离成正比——时间和空间的双重距离。纠缠在你身边并且需要你呵护的友情，往往比较脆弱。
四、一个性格坚强的人，在日常，他习惯于依靠自己而不信任他人；在危难时，他宁愿自尊的毁灭也不缘向旁人呼救；在志得意满时，他那锋利的个性常常伤害距他最近的人……他天性中有一股强烈的排他性，使周围的人，既被他吸引又被他驱开。他的朋友只能是耸立于天边的另一个强者。他们都不愿意相互走近，只要彼此远远地望一眼，双方就能汲取到对方的力量。
五、朋友越多，你也得越多地为朋友忙碌，也就是将自己的生命细细地剁碎给朋友们分享。而忙碌的结果是朋友越忙越多，你的朋友总是你日复一日忙碌出来的，不愿忙碌的人，连旧日的朋友也会逐渐失散。不愿将自己剁碎给朋友的人，保持了自己的完整，也陷入了无援的孤独，完整的本身就意味着孤独。
所谓为朋友忙碌，就是将自己分散开存储在朋友那里，把每一个朋友都变成部分的自己，朋友越多他才越发感到强大，没有朋友，他也就丧失了自己。
六、告诉我：谁是你的朋友，我就知道你是什么样的人，这往往比你自己说你是什么样的人更可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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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儒教”说与“内在超越”说
目前，关于李申先生《中国儒教史》及“儒教”是否宗教问题的论战正在激烈进行，许多学者参与其中，李申先生也为此在网上发表了一系列答辩文章。[i] 我的感觉是，论战双方发表出来的诸多高见，往往都颇具启发性；但总令人有一种意尤不足之感，就是关于解决儒学与宗教问题的要害之点，始终朦朦胧胧、隐隐约约。我的意思是，“儒教”问题本身乃是“对象性”问题，它的前提是“元”问题。元问题不解决，对象性问题也无从解决。
在我看来，这个问题就是关于“超越”的问题。其实，现代新儒家学者早已注意到，理解儒学与宗教之关系的关键，就是“超越”问题。近来，这种观点愈益为许多学者所接受。不过，我跟他们的看法有些不同。我的观点，简单说就是：我同意杜维明先生“儒学具有宗教性”的提法，但不同意现代新儒家把“内在超越”视为儒家所特有的超越方式的观点；我同意“儒学具有超越性”的判断，但不同意李申先生“儒教就是宗教”的断定。在我看来，儒学是超越的，并且是内在超越的，但这不是儒学独有的特征，中外都有不少的哲学和宗教是内在超越的；儒家是具有宗教性的，但不能简单说儒家就是宗教。
这里问题的要害，就在如何理解“超越”。我感觉人们在“超越”问题上存在着诸多观念上的模糊混乱之处，这不利于我们正确地认识、准确地把握儒学的本质。现在首当其冲的问题，是对“超越”概念的澄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