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媒体曝光了某部门以钓鱼的形式，以掌握证据，便于有效执法。这在今天这个“以法治国”“以法行政”的大形势下，应该也属正常，只是有一点忒那个了，本无可厚非。但有媒体站在一定角度曝光后，便引来了大批人趋之若鹜，大加挞伐，说这是公权匪化，说这是侵犯人权，说这是愚弄公民，说这是……这种现象让我们看到了有许多人是没有自己的思维，只要有人一说，或是一经煽动，便唯恐自己落后于人，因此先跟进，如果形成一种势头，就会为自己的举动而洋洋自得。
如果你站在别人的角度去想一想，掂量一下你的工作和职责分量，看到那些地下营者的肆意，也许你也不可能不这样干。有时只要我们一看媒体，就会有一种愤怒。因为有些记者或新闻工作者的浅薄，不顾有些事件的后果，不顾社会责任感，以一报为快，因此常常导致严重的社会恶果。如市场一个小小的价格波动，或正常货源的阻畅，都可以让现实中掀起滔天波浪，造成社会的惊恐。如有些部门对犯罪分子进行优待，就放肆吹嘘，引起人们大加效仿，因此人们误以为对坏人好一点，是社会的进步。从而导致现实中人们可以对坏人优待一点，以体现文明；而对良民可以狠一点，以显示权威，这就可以吸引人们的眼球而成为新闻人物。如一个罪犯人员的家属对见义勇为者的起诉，这本来就觉得滑稽，但经记者一炒，就变成新闻了，又觉得是一种进步了，因此坏人常有超常的权利，而好人不敢再有所作为了，只能任坏人横行了。
如别人引进了一个新的消费观，因此大肆鼓吹超前消费，因此人们不顾家底地消费，成为了一种时尚，奢侈和铺张就成为了能人和领导者，最后导致许多地方财政赤字，我们基层工资发不下，国家政策落实不了，上访人员增多。人们认识到酒后驾车是草菅人命，为对其严惩拍手叫好时，却有一些法律工作者为体现自己的法律意识和水平，而叫“刀下留人”。 凡此种种，不一而足，这些是为了标新立异，没有社会责任感的人，也是现实社会正义感泯灭，而恶习泛滥的原因。
我们再看钓鱼执法，这不是部门的错，要错也是法律的错，是体制的错。因为现在没有公正可言，只要谁的嗓门大，谁的底气足，谁的靠山硬，谁就是真理。法律不管后果怎么样，社会影响何如，总是要以事实为依据来保护，明知是坏人，你如果称其为罪犯，你就侵害了他人的名誉权，你就有可能被法律所惩处；而坏人则可以肆无忌惮，即使最后尘埃落定，在公正场合也要给他们蒙上布，别人好人看到了，让他们下次不方便作恶，这就是法律的现实效果。也就是你藐视法律，你就获得了法律的保护；你尊重法律，你就会被法律制约得不敢动弹。我们的执法部门一方面要履行自己的职责，一方面又要依法办事，对那些会钻法律空子的人，不采用这种方法，你永远也无法处理他们，他们也会为自己的聪明而骄傲。
我们现在的法律是惩治坏人不足，而制约好人有余；常常能惩治善良的过失，而难以惩治邪恶的罪过。在这样的法律下，好人常是无所适从；而坏人却有一把好保护伞。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法律效果，是因为有些自认为获得学位的人，在外开阔过眼界的人，盲目引进外国法律，在“以法治国”的口号下实施机械的、不适宜的法律的结果，这实际上是书呆子的杰作。
我们无论是看历史还是看世界，就会知道盲目效仿，是会导致失败的。赵括纸上谈兵，导致兵败身亡。共产党井冈山时期之前，王明他们从苏联回来，就盲目按苏联模式进行革命，先夺取大城市再向全国推进，结果失败了。后来机械性的、教条的战略，又让红军损失了90%。毛泽东根据我国国情，制定了农村包围城市的方略，从而走向了胜利。也就是宇宙中没有一个现成的成功模式，都只能根据自己的实际来进行自己的行为，才会是有效的或成功的。
那么我们的体制，我们的法律，是不是要根据我们民族的特征和民族心理来制定呢？盲目照搬国外的，言必称希腊，是不是一种文明和进步呢？这值得我们思考。我们对这些履行职责的执法人员的瑕疵大加挞伐，是不是会让那些钻法律空子的人，或想侵害他人利益，又想以证据不足来逃避法律制裁的人，以更多的方便呢？我们要知道，有时可怜人也有可恨之处呀！
原载：谢立勋：我为“钓鱼执法”说句公道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