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只能告诉你，我想让你知道我，企图形成你对我的观念。
我可能还想试图通过说服你来重复我自己来达到我最初的目的。如果我的谈话是没有经过我的头脑，对不起！我完全可以隐藏我的真实想法。
但是，正如你所言，你会考虑如何最快最好的封锁你那张嘴。那是什么构成了让你说得太多？如何做，你才能通过这样的行为来隐瞒自己？
或者你怎么成了这样做的人呢？
我们从马克思在大学生时期《给父亲的信》就看到一个事实，马克思哲学认知的对象就不是仍旧延续黑格尔体系的基地的形式里的对象。下面就是马克思在这封信向他的父亲表明自己的发现和重新创立：
“先前我读过黑格尔哲学的一些片断，我不喜欢它那种离奇古怪的调子。我想再钻到大海里一次，不过有个明确的目的，这就是要证实精神本性也和肉体一样是必要的、具体的，并且具有同样的严格形式；我不想再练剑术，而只想把真正的珍珠拿到阳光中来。”15页，第40卷。）
由此可见，前苏联总结的《马克思主义三个来源》论，将青年时期的马克思说成是黑格尔派的信奉者，就不是事实、而是伪造的。当然，前苏联的这一总结不是一点凭据也没有，那是从恩格斯在《终结》这本书的第四节阐述的：
“但是，从黑格尔学派的解体过程中还产生了另一个派别，唯一的产生真实结果的派别。这个派别主要是同马克思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335页，第21卷。）
日落、黄昏、夜幕。
寒风、枯叶、独凭栏。
念去年！佳节日，故人满堂觞响言欢少年事。
今昔，酌酒空樽孤逢月。寒光如昼，薄丝 凄寒。
既有唐诗绝句千篇，难诉此情。
虽知落红增新岁，难料前期与谁共。
世间万事皆如此，徒劳把酒问苍穹。
若内·笛卡尔（René；Descartes，1596—1650），通常都把他看成是近代西方哲学的始祖，我认为这是对的。他是第一个禀有高超哲学能力、在见解方面受新物理学和新天文学深刻影响的人。固然，他也保留了经院哲学中许多东西，但是他并不接受前人奠定的基础，却另起炉灶，努力缔造一个完整的哲学体系。这是从亚里士多德以来未曾有的事，是科学的进展带来的新自信心的标志。他的著作泛发着一股从柏拉图到当时的任何哲学名家的作品中全找不到的清新气息。从柏拉图到笛卡尔之间，所有的哲学家都是教师，沾着这行职业素有的职业优越感。笛卡尔不以教师的身分写哲学，而以发现者和探究者的姿态执笔，渴望把自己的所得传达给人。他的文章笔调平易不迂腐，不是供学生们念的，而是给一般生活中明白事理的人看的。并且，这还是一种异常出色的文笔。
近代西方哲学的开拓者有这样可佩的文学感，对近代哲学来讲是很可庆幸的。直到康德以前，在欧洲大陆上和在英国，他的后继者们都保持他的非职业资格，其中有几人还保持几分他的笔风特长。
笛卡尔的父亲是布列塔尼地方议会的议员，握有一份还相当可观的地产。笛卡尔在父亲死时继承了遗产，他把地产卖掉，拿钱来投资，得到一笔每年六千或七千法郎的收入。从1604年到1612年，他在拉夫赖士的耶稣会学校受教育，这学校给他打下的近代数学根底，比当时在大多数大学里能够获得的根底似乎还强得多。1612年他到巴黎去，感觉巴黎的社会生活烦腻，于是退避到郊区圣日耳曼的一个隐僻处所，在那里研究几何学。然而朋友们刺探出他的踪迹，他为了确保更充分的安静，便在荷兰军里入了伍（1617）。
1784年，在康德出版他的《纯粹理性批判》三年（1781年，第一版）之后，在当时的《柏林月刊》杂志第四卷第12期发表了应征文章《答复这个问题：“什么是启蒙（运动）”？》，而在同卷第9期，该杂志已经发表了一位犹太哲学家默西-门德尔松的同类文章《关于“什么叫启蒙（运动）”？》，按后来康德在发表自己文章时加的小注说，他如果当时已读到这篇文章，就会扣发他自己的文章，“现在本文就只在于检验一下偶然性究竟在多大程度上能带来两个人的思想一致”[1]。
二百年后，我们再来阅读两位先哲为回答同一题目的文章，固然也会像福科（Michel Foucault）那样注意到在当是德国社会背景下，犹太哲学思想，如何融入进德国哲学思想的大趋势之中[2]，但也会感到这两位哲学家在对于“启蒙”成熟性问题的取向上有所不同。
相比之下，门德尔松的文章在行文上似乎比康德的更加清楚明白，这也许是当时月刊编者更加倾向于门德尔松的答卷的原因。
门德尔松的文章一开始就将“启蒙－Aufklaerung”、“文化－Kultur”、“教养－Bildung”作了区分，认为“启蒙”重在“理论”，“文化”重在“实践”，而“教养”是二者的综合。门德尔松这种“理论”与“实践”的区分，也许真的表明了犹太思想接受从古代希腊哲学到当时德国哲学进一步深化的这个大的哲学背景，康德哲学正是建立在这种“理论”与“实践”相分立又结合的哲学思路上的，而自此以后，费希特、谢林直至黑格尔，莫不在这样一种思路的框架之中。也许，正是在这样一个基本点上，康德觉得门德尔松与自己的哲学有相同之处；不过我们将会看到，在文章的结尾处，门德尔松提出了一个康德“启蒙”文章中未曾涉及的一个方面，而门德尔松明确指出，这种观念乃来自于犹太作家的教导，即，任何高尚事物愈趋完善，腐败后就愈加丑陋[3]，残花丑于朽木，同样为“尸体”，“兽尸”不如“人尸”可恶[4]。这个问题，的确如门德尔松自己说的，需要另作讨论了。
而我们觉得，康德关于“启蒙”的观念，不是孤立地对一个问题的见解，而是和他的整个哲学的观念密切不可分的。一篇很短的论文，紧密地和他的整个“批判哲学”思想联系在一起，就会显得太精炼，太概括而不容易读懂，这也许就连当时那《柏林月刊》的编者也不能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