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的认识论过去人们只知道“唯物论”与“唯心论”。毛泽东提出了“认识论”是对哲学思想是一个重大的发展和创新。 1936年毛泽东提出“哲学就是认识论”的重要哲学思想。8月24日，毛泽东同北京大学副校长周培源、中共中央宣传部科学处处长、国家科委副主任于光远，就坂田文章发表谈话说：
今天我找你们来，是研究一下坂田的文章。坂田说基本粒子不是不可分的，电子是可分的。他这样说是站在辩证唯物主义立场上的。 世界是无限的。世界在时间上、在空间上都是无穷无尽的。在太阳系外有无数个恒星，太阳系和这些恒星组成银河系。银河系外又有无数个“银河系”。宇宙从大的方面看来是无限的。宇宙从小的方面看来也是无限的。不但原子可分，原子核也可分，电子也可以分，而且可以无限地分割下去。庄子讲“一尺之捶，日取其半，万世不竭”，这是对的。因此，我们对世界的认识也是无穷无尽的。要不然物理学这门科学就不再会发展了。如果我们的认识是有穷尽的，我们已经把一切都认识到了，还要我们这些人干什么?
人对事物的认识，总要经过多少次反复，要有一个积累的过程。要积累大量的感性材料，才会引起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飞跃。关于从实践到感性认识，再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飞跃的道理，马克思和恩格斯都没有讲清楚，列宁也没有讲清楚。列宁写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只讲清楚了唯物论，没有完全讲清楚认识论。最近艾思奇在高级党校讲话说到这一点，这是对的。这个道理中国的古人也没有讲清楚。老子、庄子没有讲清楚，墨子讲了认识论方面的问题，但也没有讲清楚。张载、李卓吾、王船山、谭嗣同都没有讲清楚。什么叫哲学?哲学就是认识论。“双十条”的第一个十条前面那一段话是我写的。我讲了物质变精神、精神变物质。我还说让哲学从哲学家的课堂上和书本里解放出来。 现在，我们对许多事物都还认识不清楚。认识总是在发展。有了大望远镜，我们看到的星星就更多了。说到太阳和地球的形成，一直到现在还没有人能够推翻康德的星云假说。如果说对太阳我们搞不十分清楚，那末对太阳与地球之间这一大块地方也还搞不清楚。现在有了人造卫星，对这方面的认识就渐渐多起来了。我们对地球上气候的变化，也不清楚，这也要研究。关于冰川时期问题，科学家们还在争论。 (于光远:方才主席谈到望远镜，使我想起一个问题:我们能不能把望远镜、人造卫星等等概括成“认识工具”这个概念?)
你说的这个“认识工具”的概念有点道理。“认识工具”当中要包括镢头、机器等等。人的认识来源于实践。我们用镢头、机器等等改造世界，我们的认识就深入了。工具是人的器官的延长，如镢头是手臂的延长，望远镜是眼睛的延长，身体五官都可以延长。 富兰克林说人是制造工具的动物。中国人说人为万物之灵。动物中有灵长类，猴子就是灵长类动物，但也不知道制造棍子打果子。在动物的头脑里，没有概念。 (于光远:哲学书里通常只以个人作为认识的主体，但在实际生活中认识的主体不只是一个一个的人，而且常常是一个集体，如我们党就是一个认识的主体。这样的看法行不行?)
谈起文革，这是一个始终存在争议的问题，也正是有鉴于此，毛泽东的形象在现在的社会中好像是被人在刻意的谈化，在主流的意识之中，文革是被批判的对象。当然，这除了其本身所造成的伤害之外，更重要的是中国人一直以来就需要一个批判的对象，用来发泄对社会的不满，当极者也乐意制造出一个这样的对象，正好可以转移矛盾的焦点。
这样的一篇文章，相信一放到网上，就会引起很多人的痛骂，因为有太多的人在文革中吃了苦头。但是，我也猜测，这里真实经历过了文革的人不会怎么骂，真正骂这篇文章的主力军应该是一些没有经历过这一时期的愤青们。也不去管结果会怎么样吧，暂且在这里提一下个人最新研究出来的观点。
写这个文章是受到前段时间在网上看到的一则有关张国焘的文件感触，在现在这个言论自由的时代，我们不去追究张国焘这个人是形象，只能说是政治斗争的牺牲品。张在69年对文革作出过评价，他认为，当时毛泽东发动文革，不仅仅是出于政治权力方面的考虑，还有可能是出于哲学方面的考虑，这个哲学方面的考虑指的就是毛泽东出身农民家庭，而从他的著作中可以看出来，他一直的理想就是希望所有的人都能公平、平等。但是，当新中国建立起来之后，他发现还是无法达到这样的状态，还是存在着严重的阶级分化，就算是农民和工人都有等级的不同，因此，在这样的情况下，他就希望通过非常的手段来消除这种不公平，不平等的状态。
毛泽东哲学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是中国革命和建设经验的理论概括，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毛泽东哲学思想作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具有自己的显著特点。
一、毛泽东哲学是实践哲学
一是实践是认识的来源。人是认识的主体，人的认识来源于实践，客观世界是认识的对象，一切知识，包括自然科学知识与社会科学知识都是从社会实践中得来的。毛泽东有一句比喻生动的名言：要想知道梨的滋味，必须亲口尝一尝。可见，毛泽东哲学思想是十分重视实践的基础作用。
二是实践是推动认识发展的真正动力。把在实践推动下的认识分为认识的感性阶段与运用概念进行判断与推理阶段即理性阶段。人们的实践水平，制约着人们智力的开发与思维能力的提高。
三是实践是检验认识是否正确的标准。一种认识是否正确，是否具有真理性，依靠认识本身是解决不了的，必须通过实践的检验才能最后确定。为此，毛泽东说：“判定认识或理论之是否真理，不是依主观上觉得如何而定，而是依客观上社会实践的结果如何而定。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实践”。这段话即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四是实践是认识的最终目的。毛泽东哲学思想认为，实践不仅是认识的出发点，而且是认识的归宿。他说：“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十分重要的问题，不在于懂得了客观世界的规律性，因而能够正确认识和解释世界，而且在于能够运用正确的认识去指导人的实践，能动地改造世界”。总之，毛泽东哲学思想不仅认为实践是认识的基础，具有决定作用，同时又认为，认识具有相对独立性，对实践具有巨大的指导作用。
——评“儒教”说与“内在超越”说
目前，关于李申先生《中国儒教史》及“儒教”是否宗教问题的论战正在激烈进行，许多学者参与其中，李申先生也为此在网上发表了一系列答辩文章。[i] 我的感觉是，论战双方发表出来的诸多高见，往往都颇具启发性；但总令人有一种意尤不足之感，就是关于解决儒学与宗教问题的要害之点，始终朦朦胧胧、隐隐约约。我的意思是，“儒教”问题本身乃是“对象性”问题，它的前提是“元”问题。元问题不解决，对象性问题也无从解决。
在我看来，这个问题就是关于“超越”的问题。其实，现代新儒家学者早已注意到，理解儒学与宗教之关系的关键，就是“超越”问题。近来，这种观点愈益为许多学者所接受。不过，我跟他们的看法有些不同。我的观点，简单说就是：我同意杜维明先生“儒学具有宗教性”的提法，但不同意现代新儒家把“内在超越”视为儒家所特有的超越方式的观点；我同意“儒学具有超越性”的判断，但不同意李申先生“儒教就是宗教”的断定。在我看来，儒学是超越的，并且是内在超越的，但这不是儒学独有的特征，中外都有不少的哲学和宗教是内在超越的；儒家是具有宗教性的，但不能简单说儒家就是宗教。
这里问题的要害，就在如何理解“超越”。我感觉人们在“超越”问题上存在着诸多观念上的模糊混乱之处，这不利于我们正确地认识、准确地把握儒学的本质。现在首当其冲的问题，是对“超越”概念的澄清。
张瑞敏先生说，思想是未来的现实。我则认为，思想是未来的雕像，因为，思想能否成为未来的现实，关键还要看管理思想的能力和把思想转化为系统机制的转化能力以及系统机制力量。思想是精英的事业，机制是群体力量的总和，由精英设程序、定标准、立制度，需要站到每个人的角度，由大众自己设程序、定标准、立制度是所有参与者利益诉求和价值目标整合的过程。前者需要制定规则者的无私，后者需要个人利益意识的张扬，前者如果有私，规则必定倾向于满足制定规则者的欲望；后者若有人缺少利益主张，效果必定和前者一样。规则秩序（机制）是一门重大的科学，制定规则秩序的规则秩序更是科学中的科学，因为，没有后者，前者必定流于科学之名；缺乏前者，后者必定缺失或名存实亡。
张敢明先生是一位现实主义者，因为他以科学测度思维和逻辑思维，呈现了数百年来直到现在的人类历史。面对历史虽然残酷，但历史中或悲或喜的残片，或许透露出未来的映像。如果张先生真的是一位地地道道的现实主义者，他不过是一位优秀的经济、管理科学工作者，但事实上他不是地地道道的现实主义者，而是一位理想主义者，因为，他在对历史事实陈述过程中，重构了我们远逝的理想。
理想与现实有很远的距离，所以要随时而变。不变是为了应变时有活动空间。变是为了更好的“顺天应人”，适应社会发展，更好的实现理想，这就是“易经”给我们描绘的历史发展逻辑，也是历史发展的辩证法。变为穷之末、革之始，是迈向未来的第一步。没有变，就没有新的明天，没有新的明天，就没有人类社会的新发展、新进阶。人类无法复制历史，但历史深处必定有未来的萌芽。人们所说的历史的重复，并非是对历史的复制，而是历史上某种思想的重现。
（一）哲学与世界观和方法论
１．什么是哲学？
（１）哲学是理论化、系统化的世界观，是对自然知识、社会知识和思维知识的概括和总结，是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统一。
（２）哲学的特点：抽象性和普遍性。
（３）哲学与具体科学的关系：共性与个性、一般与个别的关系。
区别：对象不同。哲学的对象是自然、社会、思维发展的一般或普遍规律。具体科学的对象是世界的某一方面、某一过程、某一领域的特殊规律。
联系：各门具体科学是哲学的认识基础，哲学是各门具体科学的理论指导。
２．哲学是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统一
前一段时间，远方的友人寄来一本《中国通史》（春秋·战国卷），整日思索春秋战国史的我自然很是喜爱。虽是略略读了其中的一些章节，就已经感觉到这一套通史在编纂思想上有了很多可喜的变化。与以前所读的春秋战国史相比较，历史典籍中厚重的“意识形态”色彩淡化了许多，历史元素中那些流动着的“自在规律性”有了更大的话语权。
这确实是一种可喜的变化，也许这种变化也代表着一种流行的趋势。原来，中国历史也是如此的丰富多彩，中国历史也可以与世界史相对照，也可以不按固定的“程式”去解读。
虽然我不是专门研究历史的，但我却渴望读到好的历史读本。以往的那些历史书，往往只是为了说明某些固化的带有明显的意识形态色彩的思想观念，所陈述的历史事实仿佛只是为了表达那些思想观念而已。如何让历史成为历史学研究中的真正主角，这是当下的我们必须予以严肃思考的问题。
我很早就想写一篇关于如何解读中国史的文章，去年我已写过一篇《历史是什么？》的文章，受到了一些博友的好评，这一篇可算得上是姊妹篇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