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正常的成长经历中，首先接触的应该是文学。从没上学时爸爸教我背“明月几时有”，“春眠不觉晓”。中学看金庸的武侠小说，大学时到图书馆照着历年诺贝尔文学奖的书单借外国名著，直到如今，我仍然喜欢文学。人的思想刚开始形成的时候，总是被审美的情绪左右，越是脱离现实，越是虚幻的东西越能被感动。虽然有时稍嫌幼稚，但人年轻时候的理想主义是应该的，到是现在一些年轻人现实得有些世故，让我很不理解。
哲学起于对人生的思考，每个人成长到一定年龄就会出现，因为各人的成长环境不同或迟或早。孔子说：十五而志于学。现代人比较晚熟，或者是我比较晚熟，我到十七八岁才结束浑浑噩噩的生活。哲学的理性思维不同于文学的感性思维，如果文学是单纯的思考，那么哲学就是对思考的反思。有些人成年以后也很少使用自己的理性，我侄儿书架上的一句格言或许可以解释。“如果你小的时候学不会思考，那你就永远也学不会了。”
文学和哲学的区分并不是泾渭分明的，某些文学作品蕴涵很深的哲理，比如加缪就几乎没写过几行哲学作品，但凭着他的小说人们还是叫他哲学家。而很多哲学作品有很高的文学价值，《庄子》就是最好的散文。萨特，加缪这两位存在主义者曾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这说明在某一个高度上，文学和哲学是交融在一起的。
但从另一个角度讲，哲学是排斥文学的。（这个文学特指通俗文学）文学美化生活，哲学还源生活。当一个人有了一定的哲学体验之后，他（她）的目光应该对人生的一些表面现象有一定的穿透力，对低俗的垃圾文学，速食文学，病态文学有一定的抵抗力。对一个普通人来说，哲学并不一定是大部头的哲学书，满口深奥的别人不能理解的语言。我更欣赏这样的哲学，严谨的思维方式，有逻辑性的语言，通达的人生态度。很遗憾，我一样也做不到。
——评“儒教”说与“内在超越”说
目前，关于李申先生《中国儒教史》及“儒教”是否宗教问题的论战正在激烈进行，许多学者参与其中，李申先生也为此在网上发表了一系列答辩文章。[i] 我的感觉是，论战双方发表出来的诸多高见，往往都颇具启发性；但总令人有一种意尤不足之感，就是关于解决儒学与宗教问题的要害之点，始终朦朦胧胧、隐隐约约。我的意思是，“儒教”问题本身乃是“对象性”问题，它的前提是“元”问题。元问题不解决，对象性问题也无从解决。
在我看来，这个问题就是关于“超越”的问题。其实，现代新儒家学者早已注意到，理解儒学与宗教之关系的关键，就是“超越”问题。近来，这种观点愈益为许多学者所接受。不过，我跟他们的看法有些不同。我的观点，简单说就是：我同意杜维明先生“儒学具有宗教性”的提法，但不同意现代新儒家把“内在超越”视为儒家所特有的超越方式的观点；我同意“儒学具有超越性”的判断，但不同意李申先生“儒教就是宗教”的断定。在我看来，儒学是超越的，并且是内在超越的，但这不是儒学独有的特征，中外都有不少的哲学和宗教是内在超越的；儒家是具有宗教性的，但不能简单说儒家就是宗教。
这里问题的要害，就在如何理解“超越”。我感觉人们在“超越”问题上存在着诸多观念上的模糊混乱之处，这不利于我们正确地认识、准确地把握儒学的本质。现在首当其冲的问题，是对“超越”概念的澄清。
——谈谈我的新书：《学会真思维》
两千多年来的中国历史，基本上被弄糟了。糟在哪儿？糟在中国人不会思维。为什么中国人不会思维？因为中国人的思维模式全都是儒家的思维模式，中国人的头脑全都是“儒脑”，而所谓的“儒脑”，即全都是不同程度的“太监脑”。什么是“太监脑”？即人们的永远被阉割掉了创造性的思维器官及其功能的头脑。说白了，中国两千多年来的“独尊儒术”的总的代价，即是把所有中国人的头脑，全都阉割成了不同程度的“儒脑”——“太监脑”。
完全可以认定，如果没有近现代百年中国文化的“西化”的过程，中国人就将永远都不可能知道什么是“真理”，就将永远都不可能知道什么是自然的“科学”，就将永远都不可能知道什么是社会的“民主”，就将永远都不可能知道什么是精神、智慧、思想、言论的“自由”，总之，就将永远都不可能知道什么是现代人类的文明。为什么？因为中国人所具有的“儒脑”，也即“太监脑”，永远都不可能真正思考上述的种种问题。
完全可以一言以蔽之，迄今为止，中国人所有从历史上遗留下来的灾难、困境、贫穷、落后、无知、愚昧、不科学、不民主、不自由、不真、不善、不美，等等等等，总之，不文明，全都源自中国人的不会思维，全都源自中国人头脑的悠久地被阉割成了“太监脑”。被谁阉割？被历代的极权专制统治者，以及他们所永远崇尚的孔丘“儒家”的“儒学”和“儒术”的专门性的“刀具”所阉割。被阉割成了什么？被阉割成了“儒脑”，也就是被阉割掉了创造性思维的器官及其功能的“太监脑”。说白了，两千多年来的中国人的头脑，几乎全都是“儒脑”，也即全都是被阉割掉了创造性思维的器官及其功能的“太监脑”。
（一）哲学与世界观和方法论
１．什么是哲学？
（１）哲学是理论化、系统化的世界观，是对自然知识、社会知识和思维知识的概括和总结，是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统一。
（２）哲学的特点：抽象性和普遍性。
（３）哲学与具体科学的关系：共性与个性、一般与个别的关系。
区别：对象不同。哲学的对象是自然、社会、思维发展的一般或普遍规律。具体科学的对象是世界的某一方面、某一过程、某一领域的特殊规律。
联系：各门具体科学是哲学的认识基础，哲学是各门具体科学的理论指导。
２．哲学是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统一
1. 亚里士多德：人的本性在于求知
2. 芝诺：人的知识就好比一个圆圈
3. 赫拉克利特：人不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
4. 马基雅弗利：政治无道德
5. 爱因斯坦：没有宗教的科学是跛子，没有科学的宗教是瞎子
6. 霍布斯：不带剑的契约不过是一纸空文
7. 柏拉图：群众永远生活在无知的洞穴中
8. 波普尔：如果我们过于爽快地承认失败,就可能使自己发觉不了我们非常接近于正确
9. 孔德：知识是为了预见，预见是为了权力
10. 毕达哥拉斯：和谐就是一切
andrewsun先生读拙文《“物极必反”与中国传统文化》后发表评论说：
周老师，从您的文章来看，您回顾了中国古代思想中关于“物极必反”思想的发展，是想对中国人传统行为方式做一些解释和评价。
有一种说法，是中国文化重人伦轻天理，关于普遍真理的知识较少，关于人与人关系的知识较多；西方文化重天理轻人伦，相反。但是，我觉得两种文化都是充份发展了的文化，以“重轻”的观点来看待是片面的。您的文章提出了一些中国文化中重天理的例子，但是可以看出，中国人重天理的方式是神秘主义的。
我一直觉得中华文化有一种非常根深蒂固的神秘主义倾向。中国人看待什么问题都喜欢走向神秘主义，就算是人与人的关系，也是“防人之心不可无”式的无条件无因果联系的教条。
我感到andrewsun先生的这一评论非常好，这里涉及到了所谓“中华文化有一种非常根深蒂固的神秘主义倾向”的问题。据我所知，西方向来有一些学者对所谓“东方神秘主义”的文化现象非常感兴趣，其涉及中国者最典型的是《周易》，其次是《老子》，这两部中国经典在西方学界都有一定的甚至相当广泛的影响。我没有研究过西方人所谓“神秘主义”到底是指什么，这个概念究竟具有怎样的思想内涵和文化内涵，并且可以肯定，就是在中国，“神秘主义”这个概念也颇带些“神秘性”，它的内涵到底是什么，想必也是智仁互见的。我对andrewsun先生所提到的所谓“中华文化”的“神秘主义”有自己的理解，我曾如此回复andrewsun先生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