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儒教”说与“内在超越”说
目前，关于李申先生《中国儒教史》及“儒教”是否宗教问题的论战正在激烈进行，许多学者参与其中，李申先生也为此在网上发表了一系列答辩文章。[i] 我的感觉是，论战双方发表出来的诸多高见，往往都颇具启发性；但总令人有一种意尤不足之感，就是关于解决儒学与宗教问题的要害之点，始终朦朦胧胧、隐隐约约。我的意思是，“儒教”问题本身乃是“对象性”问题，它的前提是“元”问题。元问题不解决，对象性问题也无从解决。
在我看来，这个问题就是关于“超越”的问题。其实，现代新儒家学者早已注意到，理解儒学与宗教之关系的关键，就是“超越”问题。近来，这种观点愈益为许多学者所接受。不过，我跟他们的看法有些不同。我的观点，简单说就是：我同意杜维明先生“儒学具有宗教性”的提法，但不同意现代新儒家把“内在超越”视为儒家所特有的超越方式的观点；我同意“儒学具有超越性”的判断，但不同意李申先生“儒教就是宗教”的断定。在我看来，儒学是超越的，并且是内在超越的，但这不是儒学独有的特征，中外都有不少的哲学和宗教是内在超越的；儒家是具有宗教性的，但不能简单说儒家就是宗教。
这里问题的要害，就在如何理解“超越”。我感觉人们在“超越”问题上存在着诸多观念上的模糊混乱之处，这不利于我们正确地认识、准确地把握儒学的本质。现在首当其冲的问题，是对“超越”概念的澄清。
面对天下大乱的局势，探本求源，至少不能忽略一个原因，那就是人类与生俱有的认知能力。作为万物之灵，人的认知能力无疑是他出类拔萃的必要条件，但是也正是因为这种能力的偏差发展，给人间带来了各种困境。
那么，「认知」是怎么回事？它的正确作用以及正常发展又应该如何？以下依序讨论三点：
一，以认知为「区分」；二，以认知为「避难」；三，以认知为「启明」。
首先，人在求生存时，认知能力必须「对万物」加以分辨，理清外在事物的利与害。譬如，水果之可食与不可食；动物之可近与不可近；环境之可处与不可处。没有这样的区分能力，人的生命必然陷于危险状态；充分使用此一能力，则有利于人类控制万物，进而推演为日益精巧的文明社会。问题在于：一旦区分，产生好坏与贵贱之别，则人们自然群起追逐与逃避，犹如孔子所谓的「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论语·里仁》）接着就难免出现竞争、斗争与战争了。
什么是太监？太监就是帝王宫中被阉割了生殖器的男人。
什么是“太监脑”？太监脑就是被阉割了思维的创造性器官及其能力的人们的头脑。
中国的孔丘儒家的徒子徒孙们的头脑，也即“儒脑”，全都成了这种被阉割了思维的创造性器官及其能力的“太监脑”。中国两千多年来的“独尊儒术”的“伟大”成果，就是在中国源源不断地产生了大量的被阉割过的“儒脑”——“太监脑”；在中国，由于这种大量“太监脑”的泛滥、普及，其严重的后果，即是中国文明历史发展的原动力的永远始终不断地丧失，而完全丧失了文明发展原动力的中国的历史，就只能是永远停滞不前的文明凝固的历史。两千多年来的中国历史，就是这种文明凝固的历史。
我们完全可以明确地断言：如果没有西方文化的输入，中国人将永远不知道“真理”为何物，中国人将永远不会有真正的自然科学产生，中国人将永远不会有民主的“社会”需求，中国人将永远不会有自由的“精神”追求，等等等等，总之，中国人将永远不会有人类现代的“文明”。我请求我亲爱的同胞们认真地瞧瞧，两千多年来的这个中国历史的“文明”，什么时候真正有过像样的“进步”？首先请弄清楚：什么是文明的“进步”？我来告诉你们，最根本的文明“进步”就是作为文明人类的创造性的思维能力的进步，就是能够“发现真理、发明真知、创造真诚（成）”的文明人的大脑思维能力的进步。令人痛苦，更令人痛恨的是，两千多年来的中国人的头脑，全都是丧失了“发现真理、发明真知、创造真诚（成）”的思维能力的“儒脑”，而“儒脑”即是明明白白的“太监脑”。或者说，两千多年来的中国人，全都只有不同程度的“太监脑”。说白了，中国“人”的“文明”，早就已经被“儒脑”——“太监脑”彻底地凝固了。
讲中国哲学之前，我们首先要做的就是先要明确什么是中国哲学，何谓西方哲学。
在我们这个国度，讲哲学分类，大部分三类即:中国哲学、西方哲学、马克西主义哲学，也就是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西方哲学分别开来;而中国哲学又是所指为何呢？按张岱年先生的观点，中国哲学是指源自于中国本土的具有哲学渊源的哲学部分。印度佛教演化而来的中国佛教是不算在内的（详情参见张岱年先生编写的《中国哲学史大纲》）。这种对于哲学的分类的目的是为了使研究者更方便、简单、精细的研究，而在这里主要是讲中国哲学，那么更好的一种分法就是将哲学的类，分的尽量“饱满”即，充分赋予哲学以最丰富内涵。细致的去讲，就是在给哲学分类之时尽量体察已有哲学思想之历史渊源及其思想之演化的主作用力，而后者又是起主导作用。
因哲学不同于其他学科，是特别强调体系的，道家就是道家，儒家就是儒家，不能说荀子教出韩非子这样的法家大师，就说荀子也是法家，因其思想主体在儒而非法;亦不可因周敦颐提出“太极图说”而将其归于道家，其思想主题依旧是儒，同样的不能因朱熹等后世思想中有佛教思想的影子而认定其为佛家，因慧能大师首创“顿悟说”承认“一阐提人亦可成佛”在原有佛学体系上新开一“禅宗”而视其为异端，将其从佛教中剔除。
企业家就是企业的上帝，上帝是需要人去信仰的，信仰则靠诚信。如果没了诚信，企业做得再大，也会很快坍塌《道德经》第17章：太上，不知有之；其次，亲而誉之；其次，畏之；其次，侮之。信不足也，有不信焉。悠兮，其贵言。功成事遂，百姓皆谓“我自然”。
中国五千年的文明和历史，其实就是几个人在玩“过家家”，一个是李耳，即老子；一个是孔丘，即孔子；还有一个是墨翟，即墨子。可以说，孔丘建立了中国第一所商学院并担任首任院长，培养了七十二博士，三千硕士。这些学生里，有企业家，有学者，有外交家，还有军事家，正是他们的颂扬和吹捧，才有了至圣先师孔子的香火不衰；而墨子，则建立了中国第一个政党组织——墨党，这个党派有着高尚的信仰、严密的组织结构和严格的纪律，不但要宣誓为了墨党理念而奋斗终身，还要按时交党费，不管你做了多大的官。只有老子，孤身一人，赤条条来，赤条条去，没有成立组织，也没有三五一伙相聚成群，只是在函谷关被关长尹喜半求半逼着写了5585个字的文章，即被众多精英哭着喊着追认为老大，成为道家的领袖。几千年过去了，墨家已被雨打风吹去，儒家也是几度沉浮，只有道家，依然悠哉游哉地被后人捧着，一会入世，一会出世，好不潇洒！
由此看来，要论真正的领导学家，非老子莫属。老子曾经在他的领导哲学里，把领导者按不同级别分为四类，并分别作了不同的论述，现在我们来分析一下这四类领导者的境界，看看你属于哪一类！
老子是道家学派的创始人，他是晚周最为具有哲学气质的智者。孔子喻老子为龙，认为老子精神乘云潜水，变化无穷，深不可测，难言制之。细细玩味《老子》五千言，我们可以感到孔子所云非假，归纳老子精神，主要有三个方面：
第一，老学宗旨：自隐无名。
老子“其学以自隐无名为务”，此言实为老学之宗旨。所谓“自隐无名”就是用道或者无为的大智慧巧妙地把自己包装起来冷静地站在万物的背后，细心地观察万物在缤纷世界里从正面走向自己的反面，有从反面渐渐地转向正面，以致周而复始，变化不停。
《老子》十六章有言：“致虚极守静笃。万物并作，吾以观复。夫物芸芸各复归其根。归根曰静，是谓复命；复命曰常，知常曰明。不知常，妄作凶。知常容，容乃公，公乃全，全乃天，天乃道，道乃久，没身不殆。”
——谈谈我的新书：《学会真思维》
两千多年来的中国历史，基本上被弄糟了。糟在哪儿？糟在中国人不会思维。为什么中国人不会思维？因为中国人的思维模式全都是儒家的思维模式，中国人的头脑全都是“儒脑”，而所谓的“儒脑”，即全都是不同程度的“太监脑”。什么是“太监脑”？即人们的永远被阉割掉了创造性的思维器官及其功能的头脑。说白了，中国两千多年来的“独尊儒术”的总的代价，即是把所有中国人的头脑，全都阉割成了不同程度的“儒脑”——“太监脑”。
完全可以认定，如果没有近现代百年中国文化的“西化”的过程，中国人就将永远都不可能知道什么是“真理”，就将永远都不可能知道什么是自然的“科学”，就将永远都不可能知道什么是社会的“民主”，就将永远都不可能知道什么是精神、智慧、思想、言论的“自由”，总之，就将永远都不可能知道什么是现代人类的文明。为什么？因为中国人所具有的“儒脑”，也即“太监脑”，永远都不可能真正思考上述的种种问题。
完全可以一言以蔽之，迄今为止，中国人所有从历史上遗留下来的灾难、困境、贫穷、落后、无知、愚昧、不科学、不民主、不自由、不真、不善、不美，等等等等，总之，不文明，全都源自中国人的不会思维，全都源自中国人头脑的悠久地被阉割成了“太监脑”。被谁阉割？被历代的极权专制统治者，以及他们所永远崇尚的孔丘“儒家”的“儒学”和“儒术”的专门性的“刀具”所阉割。被阉割成了什么？被阉割成了“儒脑”，也就是被阉割掉了创造性思维的器官及其功能的“太监脑”。说白了，两千多年来的中国人的头脑，几乎全都是“儒脑”，也即全都是被阉割掉了创造性思维的器官及其功能的“太监脑”。
最近，有两则新闻，在美国同一天爆出，让国人体会了一次悲欢交加、“冰火两重天”的刺激。华盛顿当地时间10月28日，一边是美国众议院通过了纪念孔子诞辰的决议案，一边是现年86岁的李光耀在美国-东盟商业理事会获颁终身成就奖仪式上发表演说强调，如今中国已崛起为亚洲无可匹敌的力量，因此美国应当制衡中国，从而维持美国在太平洋地区进而在世界范围内的领导地位，以及亚洲地区的平衡。
一边是文化，一边是政治，这两件事看起来风马牛不相及。然而，它们不过是一回事，至少在李光耀的眼中，就是如此。我们可以这样认为，李光耀是公开地一手运用儒家伦理，一手运用资本主义（——新加坡是世界贸易自由度最高的国家之一，而且它不得不严重依附于贸易自由主义），“两手都要硬”地治理国家的成功典范。于是乎，到处兜售其“开明专制”的政治主张，成了他的最大本钱。而为了呵护蜗居于新加坡这个弹丸之地的“臣民”们，李光耀又不得不服膺早期资本主义制度中的那些“国家利益”学说。因此，我一直将其视为中国传统的“家——天下”体制的忠实践行者。所以，其言其行也必然是相互扭曲和冲突着的。（关于这一点，我已经在上一篇博文《美国众议院救得了孔子吗？》中具体论证过了。）
李光耀一直被中国人民视为忠实的朋友。此公在担任新加坡总理期间曾经对中国友人说过：“对于中国人的管理必须用开明的专制”。1994年10月15日，当选为北京国际儒学联合会名誉理事长的李光耀在成立仪式上致词：“从治理新加坡的经验，特别是1959年到1969年那段艰辛的日子，使我深深地相信，要不是新加坡大部分的人民，都受过儒家价值的熏陶，我们是无法克服那些困难和挫折的。”
——重新读解儒家伦理的核心思想
不错，中国的文化也有美丽的地方，但丑恶的地方实在太多，正像一个美人生了遍体的恶疮。若要遮她的面子，当然只好歌颂她的美丽，而讳隐她的疮。但我以为指出她的恶疮的人倒是真爱她的人，因为她可以因此自惭而急于求医。——鲁迅
最近，一则关于孔子的新闻（参见：美众议院通过决议案纪念孔子诞辰）振奋了很多中国人，尤其是满足了无数国人的虚荣心。我们的老祖宗获得了国际荣誉（——尽管不是诺贝尔奖），怎么不能欣喜若狂呢？至于美国人曾经如何向中国人发难，管他呢，反正这次得了好处。
很多年以前，有一则关于孔子的假新闻，被中国的学术界直到民间到处引用，说是一批诺贝尔奖得主在巴黎开会，发表了一个共同宣言，说道：“如果人类要在21世纪生存下来，必须回过头去汲取2500年前孔子的智慧。”然而，较真的人士走访了若干国际知名学者，才知道那只是一个“国际玩笑”。（参见：诺贝尔奖得主巴黎集会宣言根本未提孔子智慧_网易新闻中心）
杂家的代表人物吕不韦，代表作是《吕氏春秋》。
吕不韦，生年不详，卒于公元前235年。卫国濮阳人，在韩国经商，成为“家累千金”的商人。吕不韦到赵国邯郸经商，遇到异人。异人是秦昭王的孙子，当时在赵国当人质，处境很尴尬。吕不韦经深思熟虑后，决定作一次政治的投机。他说服了太子宠妃华阳夫人，使无子的华阳夫人认异人为子。太子即后来的孝文王死后，异人登上了王位，成了庄襄王，封吕不韦为“文信侯”，任相国。在任相国的十多年间，他在强国、军事、外交诸方面都取得了不凡的业绩，为以后秦始皇统一天下奠定了基础。秦始皇是人中枭雄，信奉的是韩非的法家思想，决不愿受任何人的制约，更不愿意受自称“仲父”的吕不韦指手划脚。秦始皇九年，吕不韦推荐给太后的假宫人嫪毐发动宫庭政变，被秦始皇镇压，吕不韦受牵连，被免职，又被勒令举家迁蜀。后又在秦始皇的威逼下，饮鸩自尽，结束了他那具有传奇色彩的一生。
据《汉书-艺文志》记载：“杂家，《吕氏春秋》，二十六卷，秦相吕不韦辑智略士作。”说明此书吕不韦是主编，众门客集体撰写，包括了道、儒、墨、阴阳、名、法、兵、农诸子百家的著作。《吕氏春秋》，又名《吕览》，二十六卷，分十二纪、八览、六论，一共一百六十文章。二十余万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