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经》是经典中的经典，哲学中的哲学，智慧中的智慧。——国学大师南怀瑾
《易经》是一个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智慧源泉。——瑞士心理学家卡尔·古斯塔夫·琼
《周易》是生命的学问，宇宙的真理，文化的智慧，价值的源泉。《周易》不仅是中国的，也是东方的，更是世界的；不仅是古代的，也是现代的，更是未来的。——国际《易经》学会主席成中英
《易经》乃是中国人一切智慧的基础，是唯物主义及其规律的基础。——日本汉学家本田成之
谈到人类智慧宝典。首推中国《易经》。——欧洲哲学家捷思
——评“儒教”说与“内在超越”说
目前，关于李申先生《中国儒教史》及“儒教”是否宗教问题的论战正在激烈进行，许多学者参与其中，李申先生也为此在网上发表了一系列答辩文章。[i] 我的感觉是，论战双方发表出来的诸多高见，往往都颇具启发性；但总令人有一种意尤不足之感，就是关于解决儒学与宗教问题的要害之点，始终朦朦胧胧、隐隐约约。我的意思是，“儒教”问题本身乃是“对象性”问题，它的前提是“元”问题。元问题不解决，对象性问题也无从解决。
在我看来，这个问题就是关于“超越”的问题。其实，现代新儒家学者早已注意到，理解儒学与宗教之关系的关键，就是“超越”问题。近来，这种观点愈益为许多学者所接受。不过，我跟他们的看法有些不同。我的观点，简单说就是：我同意杜维明先生“儒学具有宗教性”的提法，但不同意现代新儒家把“内在超越”视为儒家所特有的超越方式的观点；我同意“儒学具有超越性”的判断，但不同意李申先生“儒教就是宗教”的断定。在我看来，儒学是超越的，并且是内在超越的，但这不是儒学独有的特征，中外都有不少的哲学和宗教是内在超越的；儒家是具有宗教性的，但不能简单说儒家就是宗教。
这里问题的要害，就在如何理解“超越”。我感觉人们在“超越”问题上存在着诸多观念上的模糊混乱之处，这不利于我们正确地认识、准确地把握儒学的本质。现在首当其冲的问题，是对“超越”概念的澄清。
——谈谈我的新书：《学会真思维》
两千多年来的中国历史，基本上被弄糟了。糟在哪儿？糟在中国人不会思维。为什么中国人不会思维？因为中国人的思维模式全都是儒家的思维模式，中国人的头脑全都是“儒脑”，而所谓的“儒脑”，即全都是不同程度的“太监脑”。什么是“太监脑”？即人们的永远被阉割掉了创造性的思维器官及其功能的头脑。说白了，中国两千多年来的“独尊儒术”的总的代价，即是把所有中国人的头脑，全都阉割成了不同程度的“儒脑”——“太监脑”。
完全可以认定，如果没有近现代百年中国文化的“西化”的过程，中国人就将永远都不可能知道什么是“真理”，就将永远都不可能知道什么是自然的“科学”，就将永远都不可能知道什么是社会的“民主”，就将永远都不可能知道什么是精神、智慧、思想、言论的“自由”，总之，就将永远都不可能知道什么是现代人类的文明。为什么？因为中国人所具有的“儒脑”，也即“太监脑”，永远都不可能真正思考上述的种种问题。
完全可以一言以蔽之，迄今为止，中国人所有从历史上遗留下来的灾难、困境、贫穷、落后、无知、愚昧、不科学、不民主、不自由、不真、不善、不美，等等等等，总之，不文明，全都源自中国人的不会思维，全都源自中国人头脑的悠久地被阉割成了“太监脑”。被谁阉割？被历代的极权专制统治者，以及他们所永远崇尚的孔丘“儒家”的“儒学”和“儒术”的专门性的“刀具”所阉割。被阉割成了什么？被阉割成了“儒脑”，也就是被阉割掉了创造性思维的器官及其功能的“太监脑”。说白了，两千多年来的中国人的头脑，几乎全都是“儒脑”，也即全都是被阉割掉了创造性思维的器官及其功能的“太监脑”。
张瑞敏先生说，思想是未来的现实。我则认为，思想是未来的雕像，因为，思想能否成为未来的现实，关键还要看管理思想的能力和把思想转化为系统机制的转化能力以及系统机制力量。思想是精英的事业，机制是群体力量的总和，由精英设程序、定标准、立制度，需要站到每个人的角度，由大众自己设程序、定标准、立制度是所有参与者利益诉求和价值目标整合的过程。前者需要制定规则者的无私，后者需要个人利益意识的张扬，前者如果有私，规则必定倾向于满足制定规则者的欲望；后者若有人缺少利益主张，效果必定和前者一样。规则秩序（机制）是一门重大的科学，制定规则秩序的规则秩序更是科学中的科学，因为，没有后者，前者必定流于科学之名；缺乏前者，后者必定缺失或名存实亡。
张敢明先生是一位现实主义者，因为他以科学测度思维和逻辑思维，呈现了数百年来直到现在的人类历史。面对历史虽然残酷，但历史中或悲或喜的残片，或许透露出未来的映像。如果张先生真的是一位地地道道的现实主义者，他不过是一位优秀的经济、管理科学工作者，但事实上他不是地地道道的现实主义者，而是一位理想主义者，因为，他在对历史事实陈述过程中，重构了我们远逝的理想。
理想与现实有很远的距离，所以要随时而变。不变是为了应变时有活动空间。变是为了更好的“顺天应人”，适应社会发展，更好的实现理想，这就是“易经”给我们描绘的历史发展逻辑，也是历史发展的辩证法。变为穷之末、革之始，是迈向未来的第一步。没有变，就没有新的明天，没有新的明天，就没有人类社会的新发展、新进阶。人类无法复制历史，但历史深处必定有未来的萌芽。人们所说的历史的重复，并非是对历史的复制，而是历史上某种思想的重现。
金庸是当代著名的武侠小说作家，他的作品流传甚广、影响很大。金庸不仅有讲述惊险曲折的武侠故事的才能，而且有丰富的中国传统文化的修养。“金庸作品的特点是用通俗手法表现极深的意义。情节和细节虽然荒诞，但写出了中国古代文化的魅力，对儒释道兵等古典文化的神韵有了重新建构，而且作品体现了人的理想性格和对人性的考察，他与别的武侠小说作家不同，靠的是文化。”[1]金庸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体悟是很多作家所不能达到的，他的作品在审美价值上也达到了相当的高度。本文认为，金庸小说独特的审美价值与《周易》的影响密不可分，这种影响表现在武功设计、生活描写和理想追求三个方面。
一、武功与《周易》
武侠小说离不开武功描写。金庸小说中的武学与《周易》有着密切的联系，无论是武林人物、武功名称还是武学原理，都离不开《周易》的影响。由于金庸小说中注意把武功与《周易》联系在一起，这就使武打技击具有了文化意味，从而一改传统武侠单纯的舞刀弄棒的面貌，让读者在刀光剑影中欣赏到中华武功的神奇美妙，感受到中国武学的博大精深，认识到中国文化的源远流长。
1．人物推崇《周易》。金庸小说中的许多人物，对《周易》学说都非常推崇。《天龙八部》第一回写段誉拜见司空帮主，当对方问起他的门派时，段誉道：“我没门派。我受业师父姓孟，名讳上述下圣，字继儒。我师父专研易理，于说卦、系辞之学有颇深的造诣。”对方听到什么“易理”、“说卦、系辞”，还以为是两门特异的武功，因此对他不敢怠慢。再如第四回南海鳄神强行要段誉拜他为师，段誉说自己早有师傅；当南海鳄神追问他师傅的能耐时，他大谈《周易》的厉害：“我师父的功夫，料想你半点也不会。这周易中的‘卦象’、‘系辞’，你懂么？这‘明夷’、‘未济’的道理，你倒说给我听听。”南海鳄神听得不断地搔头皮，因为什么“卦象”、“系辞”，什么“明夷”、“未济”，他连听都没听见过，不知道是什么神奇的武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