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不可能对象指的是逻辑和物理空间在我们的现实中所禁止。
和死亡所指的对象，超出了人的能力，是不可想象的对象来想象它们。
因此，死亡的问题是：能否想象对象是不可能的，我们对现实的领域，存在一些可能的其他非欧几里得多维的现实？
此外，可以想象的对象是可以想象的头脑？还是我们可以想象的内心？如果本体论的可能性是无限的，我们是否被迫限制了不可想象的声称和不可能想象的世界？
我只能告诉你，我想让你知道我，企图形成你对我的观念。
我可能还想试图通过说服你来重复我自己来达到我最初的目的。如果我的谈话是没有经过我的头脑，对不起！我完全可以隐藏我的真实想法。
但是，正如你所言，你会考虑如何最快最好的封锁你那张嘴。那是什么构成了让你说得太多？如何做，你才能通过这样的行为来隐瞒自己？
或者你怎么成了这样做的人呢？
我们从马克思在大学生时期《给父亲的信》就看到一个事实，马克思哲学认知的对象就不是仍旧延续黑格尔体系的基地的形式里的对象。下面就是马克思在这封信向他的父亲表明自己的发现和重新创立：
“先前我读过黑格尔哲学的一些片断，我不喜欢它那种离奇古怪的调子。我想再钻到大海里一次，不过有个明确的目的，这就是要证实精神本性也和肉体一样是必要的、具体的，并且具有同样的严格形式；我不想再练剑术，而只想把真正的珍珠拿到阳光中来。”15页，第40卷。）
由此可见，前苏联总结的《马克思主义三个来源》论，将青年时期的马克思说成是黑格尔派的信奉者，就不是事实、而是伪造的。当然，前苏联的这一总结不是一点凭据也没有，那是从恩格斯在《终结》这本书的第四节阐述的：
“但是，从黑格尔学派的解体过程中还产生了另一个派别，唯一的产生真实结果的派别。这个派别主要是同马克思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335页，第21卷。）
若内·笛卡尔（René；Descartes，1596—1650），通常都把他看成是近代西方哲学的始祖，我认为这是对的。他是第一个禀有高超哲学能力、在见解方面受新物理学和新天文学深刻影响的人。固然，他也保留了经院哲学中许多东西，但是他并不接受前人奠定的基础，却另起炉灶，努力缔造一个完整的哲学体系。这是从亚里士多德以来未曾有的事，是科学的进展带来的新自信心的标志。他的著作泛发着一股从柏拉图到当时的任何哲学名家的作品中全找不到的清新气息。从柏拉图到笛卡尔之间，所有的哲学家都是教师，沾着这行职业素有的职业优越感。笛卡尔不以教师的身分写哲学，而以发现者和探究者的姿态执笔，渴望把自己的所得传达给人。他的文章笔调平易不迂腐，不是供学生们念的，而是给一般生活中明白事理的人看的。并且，这还是一种异常出色的文笔。
近代西方哲学的开拓者有这样可佩的文学感，对近代哲学来讲是很可庆幸的。直到康德以前，在欧洲大陆上和在英国，他的后继者们都保持他的非职业资格，其中有几人还保持几分他的笔风特长。
笛卡尔的父亲是布列塔尼地方议会的议员，握有一份还相当可观的地产。笛卡尔在父亲死时继承了遗产，他把地产卖掉，拿钱来投资，得到一笔每年六千或七千法郎的收入。从1604年到1612年，他在拉夫赖士的耶稣会学校受教育，这学校给他打下的近代数学根底，比当时在大多数大学里能够获得的根底似乎还强得多。1612年他到巴黎去，感觉巴黎的社会生活烦腻，于是退避到郊区圣日耳曼的一个隐僻处所，在那里研究几何学。然而朋友们刺探出他的踪迹，他为了确保更充分的安静，便在荷兰军里入了伍（1617）。
1784年，在康德出版他的《纯粹理性批判》三年（1781年，第一版）之后，在当时的《柏林月刊》杂志第四卷第12期发表了应征文章《答复这个问题：“什么是启蒙（运动）”？》，而在同卷第9期，该杂志已经发表了一位犹太哲学家默西-门德尔松的同类文章《关于“什么叫启蒙（运动）”？》，按后来康德在发表自己文章时加的小注说，他如果当时已读到这篇文章，就会扣发他自己的文章，“现在本文就只在于检验一下偶然性究竟在多大程度上能带来两个人的思想一致”[1]。
二百年后，我们再来阅读两位先哲为回答同一题目的文章，固然也会像福科（Michel Foucault）那样注意到在当是德国社会背景下，犹太哲学思想，如何融入进德国哲学思想的大趋势之中[2]，但也会感到这两位哲学家在对于“启蒙”成熟性问题的取向上有所不同。
相比之下，门德尔松的文章在行文上似乎比康德的更加清楚明白，这也许是当时月刊编者更加倾向于门德尔松的答卷的原因。
门德尔松的文章一开始就将“启蒙－Aufklaerung”、“文化－Kultur”、“教养－Bildung”作了区分，认为“启蒙”重在“理论”，“文化”重在“实践”，而“教养”是二者的综合。门德尔松这种“理论”与“实践”的区分，也许真的表明了犹太思想接受从古代希腊哲学到当时德国哲学进一步深化的这个大的哲学背景，康德哲学正是建立在这种“理论”与“实践”相分立又结合的哲学思路上的，而自此以后，费希特、谢林直至黑格尔，莫不在这样一种思路的框架之中。也许，正是在这样一个基本点上，康德觉得门德尔松与自己的哲学有相同之处；不过我们将会看到，在文章的结尾处，门德尔松提出了一个康德“启蒙”文章中未曾涉及的一个方面，而门德尔松明确指出，这种观念乃来自于犹太作家的教导，即，任何高尚事物愈趋完善，腐败后就愈加丑陋[3]，残花丑于朽木，同样为“尸体”，“兽尸”不如“人尸”可恶[4]。这个问题，的确如门德尔松自己说的，需要另作讨论了。
而我们觉得，康德关于“启蒙”的观念，不是孤立地对一个问题的见解，而是和他的整个哲学的观念密切不可分的。一篇很短的论文，紧密地和他的整个“批判哲学”思想联系在一起，就会显得太精炼，太概括而不容易读懂，这也许就连当时那《柏林月刊》的编者也不能例外。
内容提要 马克思在他的博士论文写作时期、《莱茵报》时期、《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和《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写作时期这三个阶段中深入认识到：哲学在现实生活的批判和能动的实践中日益意识到自身固有的实践性；哲学已扬弃为不再是与现实对立的形而上学。这种哲学的扬弃是实现马克思实践唯物主义的惟一途径和方式。
众所周知,黑格尔绝对精神的最高阶段是艺术、宗教和哲学,在他那里,艺术在走向宗教的过程中衰亡下去了,宗教虽然在被哲学所超越时反过来使哲学成为了“理性宗教”,但实际上也落在了哲学后面,哲学(实际上是黑格尔自己的哲学)成为了最终的绝对真理。用马克思的话来说,黑格尔哲学体系的最后环节就是“在自身内部的纯粹的、不停息地旋转”,是“在自身内部转圈子的抽象活动”i。显然,作为青年黑格尔派一员的青年马克思很早就意识到黑格尔哲学的这一封闭性,并试图寻找突破点和出路,酝酿着对黑格尔哲学体系的超越,也即对一般哲学的超越。
马克思对一般哲学的超越经过了三个阶段
一、 博士论文时期(1839—1841年)
马克思在青年黑格尔派时期就已经表现出对黑格尔哲学的极强的反叛性和批判性。他的博士论文研究的是有关德谟克里特和伊壁鸠鲁自然哲学(原子论)的差异问题,这一选题本身已体现出对黑格尔无所不包的体系的超越。一般来说,黑格尔对伊壁鸠鲁的评价很低,在其《哲学史讲演录》中竟认为“他的学说并没有超出留基伯和德谟克里特的范围”ii。即使对伊壁鸠鲁的独特的原子“偏斜”学说,黑格尔也不屑一顾,说它只是“一种极端任意的虚构”,“造成一种只是表面的、对于原子来说并不是本质的统一”,它使得“一切产生都是偶然的结合”;还说他的自然哲学中的个别性思想“本身很可怜,是一种各式各样的观念的无思想的混合,因此完全是一些可有可无的思想”iii。从这一角度来看马克思的博士论文,马克思对黑格尔的强烈批判精神便突现出来了。马克思称赞伊壁鸠鲁是“最伟大的希腊启蒙思想家”iv,因为他从感性的立场坚持了(个别的)“自我意识的绝对性和自由”v。通常人们把伊壁鸠鲁看作“仅仅是德谟克里特的一个剽窃者”vi (也许是“为尊者讳”的缘故,他没有提黑格尔的名字,而只举出莱布尼茨作为这种意见的代表),马克思却从“对德谟克里特的自然哲学与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等同起来所引起的困难”入手,论证了伊壁鸠鲁的原子偏斜运动超出德谟克里特原子论的重要的特殊意义,即只有偏斜运动才真正“表述了原子的真实的灵魂、抽象个体性的概念”,这是“贯穿于整个伊壁鸠鲁哲学”的一条超出决定论的解放原则vii，所以“伊壁鸠鲁的原子偏斜说就改变了原子王国的整个内部的结构”viii。其实我们也可以说,马克思本人正是试图借重伊壁鸠鲁的原子偏斜所表达的个别自我意识的自由,来打破黑格尔绝对精神王国的整个内部结构,冲出决定论的樊笼,展开哲学与现实生活的矛盾冲突,或者说,让自由的哲学到现实世界中去干一番事业。
包罗万象的古希腊哲学是古代知识的总汇，在哲学批判和思辩传统的支配下，古希腊的哲学家不仅提出了有关自然思辩的许多问题、假说和猜测，还在方法论、认识论等方面为近代科学的产生准备了充分和必要的条件。在古希腊思想土壤中的科学养分中，笔者主要就数学、逻辑和实验三大理性因子进行分析和阐述。因为，在一定意义上说，正是这三大理性因子及起方法论经过漫长的孕育之后的成熟与结合，才绽放出绚烂的近代科学之花。
1、数学理性的萌芽产生于毕达哥拉斯学派
“靠博学和相当的技术形成他的智慧” ⒃的毕达哥拉斯与他的追随者们最早把数学的抽象观念提高到了突出的地位。这个学派的核心思想是数及数的和谐是万物本源。“实在的东西”是自然界存在的数学和谐，任何物的最终结构或最终存在就是它的数学形式，“数是人类思想的向导和主人，没有它的力量，万物都处于昏暗混乱之中”。⒄这样，毕达哥拉斯学派第一次从自然哲学的角度，通过对万物构成的研究，通过对世界结构的认识，明确的提出了“宇宙是一种几何结构的概念”⒅。正是由于毕达哥拉斯学派首次提出了宇宙的基本是单位的概念，后来才“在留基伯和德谟克利特的原子论中得到了物理的表述。”⒆也正是由于毕达哥拉斯提出了点、线、面、体的概念才导致了后来数学的分化及欧式几何体系的问世。
1.首先我们来谈逻辑与思考方法。
任何哲学思考，大约都能归类成『演绎逻辑』与『归纳逻辑』。 我们先由归纳逻辑产生一个可信的『前提』，然后再根据演绎逻辑产生各种推论、预测，然后观察事实证据给予证实，并且产生各种学说与理论。
这样的一个现象，由于科学带来的科技成就，使西方产生『逻辑实证论』的思潮，并且强烈影响了中国文化与台湾文化。 这种『逻辑实证论』意谓着：任何思想，若不能得到型式化的逻辑证实，就不是真理。 也就是说，今天不能『证明』圣经是上帝默示的，所以『圣经是上帝的启示』这句话为『不可信』。 于是这种逻辑实证论寄望能把人类的思考方法完全型式化成逻辑规律，他们也的确发展了许多完整的『演绎逻辑』方法，促使他们有乐观的预期，认为迟早连归纳逻辑都可以完全的型式化。
这种『要求思想必需型式化成逻辑规律才算是真理』的态度，随着科学的发展一直蔓延到世界各处。 东方文化，以台湾来说，多是理工背景缺乏人文训练的学术网路bbs更是这种思潮的全盘接受者。 在哲学板上有多少讨论属于这一种逻辑实证论式的思想，我就不一一指出了。
欧陆思想家早就发现逻辑实证论非常不可靠，所以早一步发展了『现象学』的思潮，让哲学界免于逻辑实证论的威胁，这个故事不是我这篇文章的重点，有兴趣的人可以去查查我写过的一篇『做为文化比较的价值现象学』。
英美哲学家继续发展这样的实证论哲学思潮，结果因为几个伟大的数理逻辑学家之研究(主要是来自哥尔德不完备定理)，发现不但归纳逻辑无法型式化，连演绎逻辑都是不可靠的，一会受到思考者本身的价值、文化与处境的影响。 这个发现可以说宣判了逻辑实证论的死刑，也就是宣告：
『要求别人逻辑论证他的前提，否则不承认为真』这样的思考方式是谬误的。
在此以逻辑大师普特南为例，请参考他的著作：
Hilary Putnam： Reason, Truth and History. Cambridge Press, 19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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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儒教”说与“内在超越”说
目前，关于李申先生《中国儒教史》及“儒教”是否宗教问题的论战正在激烈进行，许多学者参与其中，李申先生也为此在网上发表了一系列答辩文章。[i] 我的感觉是，论战双方发表出来的诸多高见，往往都颇具启发性；但总令人有一种意尤不足之感，就是关于解决儒学与宗教问题的要害之点，始终朦朦胧胧、隐隐约约。我的意思是，“儒教”问题本身乃是“对象性”问题，它的前提是“元”问题。元问题不解决，对象性问题也无从解决。
在我看来，这个问题就是关于“超越”的问题。其实，现代新儒家学者早已注意到，理解儒学与宗教之关系的关键，就是“超越”问题。近来，这种观点愈益为许多学者所接受。不过，我跟他们的看法有些不同。我的观点，简单说就是：我同意杜维明先生“儒学具有宗教性”的提法，但不同意现代新儒家把“内在超越”视为儒家所特有的超越方式的观点；我同意“儒学具有超越性”的判断，但不同意李申先生“儒教就是宗教”的断定。在我看来，儒学是超越的，并且是内在超越的，但这不是儒学独有的特征，中外都有不少的哲学和宗教是内在超越的；儒家是具有宗教性的，但不能简单说儒家就是宗教。
这里问题的要害，就在如何理解“超越”。我感觉人们在“超越”问题上存在着诸多观念上的模糊混乱之处，这不利于我们正确地认识、准确地把握儒学的本质。现在首当其冲的问题，是对“超越”概念的澄清。